“老赖”创业者自述：如何从融资6000万到负债4000万？丨周末读书

创业潮退去，留下裸泳者和众多“老赖”创业者。

中国执法信息公开网公开数据显示，失信被执行人多达570万人。 有企业家表示，被执法的失信人员中，可能有1/3是企业家。

时代大潮面前，无人能幸免。 就连昔日的“明星企业家”罗永浩、“首富之子”王思聪也都因为法院下达的“限消费令”而在2019年登上了新闻。

企业家袁厚伟（外界通常简称为“袁伟”）就是“老赖”企业家之一。 他原本是旅游行业的从业者。 2012年开始关注互联网创业，2013-2015年以“爱旅行”获得近6000万元投资。 他曾多次被媒体报道。 他曾经是非常有名的“明星企业家”。

2015年底，融资渠道关闭，公司举步维艰。 袁厚伟做出关闭公司的决定后，还需要清偿供应商、用户和投资者所欠的债务。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服”）申请仲裁败诉。 目前，他已经偿还了超过1000万的各方债务，还有超过4000万的欠款需要偿还。

2019年11月，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呼吁媒体不要再使用“老赖”一词。 他还多次呼吁政府为破产企业提供救助。 如果不让破产，后果可想而知，甚至引发社会问题。

从袁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企业家是如何在时代的推动下，从光辉无限的“明星”企业家变成“老赖”的。 以下为袁伟自述（作者编辑）：

从高中没毕业到“明星”企业家

我来自湖北孝感。 我是1983年出生的，因为在北京有亲戚，所以没读完高中就来了北京。 当时我16岁。 我来北京的那天是1998年6月15日，来北京后，我进了一家旅行社，从销售做起，因为旅行社不要求学历，稍微有点甜就可以做销售，我可以做任何其他事情。 那时，我年轻，学得很快。 18岁开始在旅行社承包部工作，做北京周边游，接待散客。 北京南山滑雪场开场时，我带领第一批人。 那年冬天，我每周可以接1000人，每人赚100元，每周盈利10万元左右。 2001年分红的时候，我拿到了4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是一个好学的人。 虽然我一直在传统行业，但是很早就接触到互联网了。 我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创业者。 2004年，我就已经开始在门户网站销售旅游产品，开网店，电话订票。 那时候买流量很便宜朋友玩比特币输了借钱怎么办，投入1万块钱赚10万块钱跟玩一样。 渐渐地，挣钱变得容易了。 再加上我当时年纪小，生意也不错。 老板对我不怎么上心，我每天的空闲时间也很多。 2012年听说Garage Coffee，开始每天去Garage Coffee。 去那里做了各种深度学习，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发现这群年轻人很有意思，大部分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一天几十块钱就可以在那里玩得开心了. 我也喜欢请他们吃饭，他们的收入比大多数人都高。 里面的投资经理当时一个月大概2万元。

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 在车库呆了一年，接触了很多前沿的东西，开始思考如何切入，想做网站，卖产品，创造更好的体验，也慢慢的认识了一些技术团队。 当时喜欢旅游的原因是2013年的一次商业尝试，当时在QQ群里每天看到各种旅游尾单（注：成团前还没有售出的旅游产品或已经购买的商品（消费者离团导致的订单）无法售出。 我想我可以找个地方发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试着把那些最后的订单放在公众号上，每天发布。 专业编辑，直接留下电话，线下复制销售产品。 公众号名称为爱旅行。 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一个月能卖到100万以上。 这时一群做公众号培训的人把我在各个行业的案例拿来吹嘘。 说实话，我想没有人是第一批比我更早从公众号赚取现金的人。 慢慢地，这种模式越来越流行。 火了之后，我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过来了，说给你投50万。 我当时很开心，但是寄钱的时候发现我连个公司都没有，我就花了10万元去注册了一个公司。 获得赵东、李笑来的比特币投资。 后来旅游UGC网站实现后，马蜂窝和穷游都跳转到了我的网站。 那时，他们还没有预订系统，所以对旅行的热爱迅速升温。

2014年开始A轮，是自己找的投资人。 2014年7月，海通创新投资（以下简称“海通”）决定向我们投资约2000万元。 合同已经拿到了，我只要签个名就行了。 这时，高星（时任去哪儿假期事业部总经理）在微信上找到我，让我去找她。 那是星期三。 周四晚上一回到家，对方就来电话了。 我跟他开条件，说如果下周三之前我的账户里有500万存款，也就是海通的钱到账的时间，就可以成交。 ，对方说是。 他们周五带走了所有的材料，很快就签了合同，周三又寄来了500万的定金。 估价是由他们设定的。 海通1亿开盘，去哪儿投资后1.5亿。 当时海通的投资经理来我们快三个月了，最后只能通过转让老股的方式让海通投资了一点。 根据去哪儿网的要求，这笔投资并未对外披露。 当时披露的是海通，但实际上海通只是小股东。 经过他们的投票，我们很快就成为了去哪儿度假供应商的第一类。 那时候我在各个平台上都是第一，穷游和马蜂窝都是。

一天裁员120人，抵押财产仍未让公司起死回生

拿到钱后，投资人肯定会要求我们起手量。 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创业，谁赚了钱谁傻。 但是，终端订单产品不能太多，也不能规模化。 于是我们开始做直接采购（注：直接从供应商那里采集产品，比如机票、酒店房间等，然后做产品组合），并延伸到上游供应链，包括航空公司、酒店等。数据，酒店肯定不是100%满的，手头还有很多空余房间。 真正有库存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在中间商手里。 我们通过卖包来保护上游供应链的价格体系，供应链更容易接受。 这种方式本身是正确的。 当时和去哪儿谈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也必须同意往这个方向走。 对于当时的去哪儿来说，机票和酒店的流量就足够了。 他把这些人引导到我们这个平台去度假，可以用来二次变现。 于是他们投资了这个行业最赚钱的公司，只是悄悄投资，平台整体流量增加，他们的投资也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去哪儿是一个平台，不可能直接做这些事情。 但我们这样做只是解决了供应链中的部分问题。 后来，我们开始开发TDS系统（连接全球供应商的实时预订系统）来连接所有资源。 我们通过API访问上游资源，打包然后分发。 可以是To C，也可以是To B，最后开发出来。 2015年，公司技术团队近50人。 届时，我们的系统可以在小范围测试的多个目的地实现实时下单、自动出票、自动转运等。 它比动态打包更高级。 动态包装是机票加酒店 机票+酒店+当地碎片化产品的整合，我们直接连接到供应商的手机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发货。 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当年也没人做过。 去哪儿投资分四期后，有了这套系统，我们在2015年6月开始了B轮融资，2015年7月我们GMV差不多有7000万/月，公司当时账户里有3000万GMV . 万。 2013年12月，公司月GMV仅为三四百万，平均每三个月翻一番。

去哪儿投资支付记录来源/航富仲裁申请书

当时海通说要投资我们，但正好赶上股市大跌，公司被狠狠收紧了。 去哪儿那时候也很难。 2015年11月，去哪儿并购携程时，庄晨超就曾表示将在2015年第四季度实现盈利，但还没盈利就被收购了。 去哪儿当时很明确的告诉我，我不会投票。 公司的第一目标是盈利，每个人都为第一目标服务。 后来，我陆续去见了200多位投资人。 因为我们没有VIE结构，美元基金不能投资我们，而人民币基金受股灾影响很大。 另外，在去哪儿忙不过来的时候，老股东也没有人出面推介这个项目。 去哪儿有一票否决权，是战略投资，整个行业拿不到钱。 九月份暑假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海外汇款要付，而且账户里的钱不是我们的，而是用户的预存款，需要付给供应商。 当时，公司一共270人，每月开支约300万。 总体损失为每月一到两百万。 就算生意能赚点钱，也不够。 当时，还有4000多名用户没有为他们的产品付费。 当时公司的营业额已经很困难了。 这个时候，去哪儿和海通只能救他们，否则他们的投资就打水漂了。 所以当时我和去哪儿、海通通过可转债融资，又准备了2000万的盘子。 海通1200万，去哪儿500万，我个人出资300万继续公司，签无限连带责任。 合同（注：在投资中，无限连带责任是指公司的创始人通常要在一项投资转为债务后承担无限责任，即使公司破产，仍需偿还这笔款项。

投资人要尽可能规避风险，企业生死存亡，不签约就得不到融资。 500万，我个人出资300万继续公司。 后来海通先拿了500万，去哪儿拿了200万，我自己拿了100万，出钱给2000多人解决了11号的危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密集召开了七八次董事会会议。 当时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分拆瘦身，盈利的业务全部保留，不盈利的业务全部砍掉。 9月的一天，我连夜裁掉了120人，给了他们正常的补偿。 当时HR看不下去了，帮我裁完人就辞职了。 他觉得这太残忍了，他可能还会觉得公司死定了。 裁员几个月后，发现生意还是不行。 因为我们之前有拖欠货款的记录，供应商会威胁我们在接受客户后先把钱给他，然后再提供给我们产品。 后来客户越多，公司越穷，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裁员了。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之前说的供应链的东西都是扯淡。 这件事就像一个恶性循环，越来越难。 当时我个人抵押了房子，借了500万元，但是几个月就花光了钱。 最后可能连一分钱都借不到。 海通和去哪儿并未按照此前商定的金额继续投入。 .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其实你会发现，最后把钱投进公司的只有我一个人。 2015年11月，该公司宣布关闭。

供应商追债两年还款过千万

公司宣布倒闭后，本人欠去哪儿和海通无限连带责任，公司欠供应商和用户钱。 我们之前的计费周期是一个月。 一个月的供应链钱加上欠用户的钱，加起来一千万多，再加上上海通和去哪儿的钱，加起来一共两千万多。 2015年12月，我先还清了用户的三四百万。 2016年和2017年，我还清了供应商的钱，包括房贷欠款，每个月要还15万元。 2016年，我就呆在办公室里，每天除了上网打牌什么都不做。 我每周有四天接待债权人，提起了数十起诉讼。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人到过我们家，也有邀请黑社会的。 但到最后，我不怕了：欠的不是我，是公司欠的，我还在帮你处理，有什么不喜欢的？ 2016年，各种煎熬，各种借贷，不能毁约。 如果我们毁约，我们连房子都没有。 2016年9月是最艰难的时候，我的孩子出生了，生完一个星期都不能去医院，那个时候看不到任何希望。 2016年下半年，一家大公司给了我80万年薪的offer。 还去报了，结果发现不行。 如果我去那里参加工作，每个月的贷款都不够还，我也没有精力做其他事情。 那段时间，儿媳跟我说话特别小心，生怕我随时崩溃。 之前我们确实吵过架，但是自从这件事之后，她就不敢大声说话了。 那段时间在家里，包括我婆婆，她知道我可能有错，肯定要批评我，但那段时间她几乎不说我，这很不正常。

2016年下半年，我修改了我们之前开发的系统，以一两百万的价格卖给了一家旅行社。 2017年开始做生意，目标很简单，月入20万元，能够还清债务，足够家庭开支。 出去打工两个月左右，签证业务达到5000人一个月，月收入20万左右。 签证生意稳定后，我去日本开民宿，但最后没赚到钱，因为正好赶上民宿法，没拿到民宿牌照。 但进入2017年，经济开始缓慢好转。 通过在日本做民宿，接触币圈，发现可以搬砖套利（注：同种币在不同交易所存在价差，这种风险较小的套利操作，在币圈朋友玩比特币输了借钱怎么办，就叫搬砖）赚钱。 一开始，我进场的搬砖成本是15万，一个月能卖1万到2000万，每天能赚5%左右，几乎每个月翻一倍，非常赚钱。 9月4日事件后（注：2017年9月4日，中国七部委联合声明ICO为非法集资，意在禁止数字货币兑换，数字货币市值大幅下跌），搬砖是不可能的，然后开始炒币。 2017年12月，比特币一周内从8000涨到20000。 当时我是做期货的，用3个比特币开了一个20倍杠杆的期货。 我在 13 天内赚了大约 1000 万人民币。 那时，我还欠着三百万多的债。 那天我告诉我的妻子，我发现我的货币资产足以还清我个人的债务。 人们终于松了口气。 2016年，我从供应商那里还的钱不多，只有几十万，更多的是个人债务。 2017年开始陆续还供应商货款。 最后很多供应商的钱都是打折还的，不然我也没办法。 后来律师告诉我，这笔钱不用还，但这种事甘愿赌输。 每个人都是无辜的，否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2016年，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难受。 只是觉得钱好难挣。 2015年是最难受的。 金钱、未来，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最艰难的时期是不确定的时期。

成为“老赖”后，变得容易了

本来，我以为这件事会这样处理。 结果，2018年11月，我接到法院通知，得知我被起诉了。 当时，我会见了他们的法律顾问。 他们的法律解释是，第一，合同已经到了最后的诉讼期限； 其次，如果官司成功，他们可以对公司进行折旧，作为减税，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他们去仲裁，2019年5月结果出来了，我花了几十万诉讼费。 诉讼有两起：一是2015年签订的可转债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注：2015年可转债融资中，去哪支付200万元，袁伟为此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 另一个是去哪儿的投资合同诉讼（注：在2014年签订的去哪儿投资合同中，如果违约，袁伟需要承担回购公司股权的责任）。 第一场官司钱少，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输了就输了，但是我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他们失去了核心合同； 真正让我郁闷的是第二场官司，我输了，我以为我一定会赢。 去哪儿拿着2014年签订的投资合同，起诉我们两次违规。 一是在投资条款中提到，开展超过50万张机票的硬切业务需要去哪儿书面同意； 二是未经去哪儿同意，转让公司旅行社资产。 我们之前和马航合作过沙巴的产品，和去哪儿合建，违反了第一条，但实际上我们是和去哪儿的人一起讨论创造了这个产品，是在他们的分布式平台上开发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跟马航签的合同是怎么到他们手里的。 他们应该派人去偷的。 有关于此次沟通的在线邮件，但没有“明确”的书面确认，损失也落在了这一点上； 第二项被我们推翻了，因为我们找到了对方书面同意交易的证据。

艾尔福特/艾尔福特申请仲裁的仲裁申请请求来源

艾尔福特/艾尔福特申请仲裁的仲裁申请理由来源

来源/受访者提供的袁伟反驳去哪儿第二个仲裁理由的证据（因对方未收到本人回复而隐去姓名）

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裁决的来源/北京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 更何况，去哪儿的投资款是分四期支付的，其中有两笔是在这份合同之后发生的。 如果我当时违约，按理说他们是不应该给下面两笔钱的。 但在去哪儿，负责这个案子的人都不认识我，唯一和我有联系的人是一名法律顾问。